三轮提取 · 经济基础 第10—15章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

1. 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其结果是可以节约社会资源，提高产出水平。

2. 比较优势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 19 世纪初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是两个国家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而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绝对生产成本。只要两国之间存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即使其中一方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国际贸易仍会发生，也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贸易会使双方均获得收益。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英国和葡萄牙都可以生产酒和呢绒两种产品，英国生产单位酒和呢绒的劳动投入都是 100 个单位，而葡萄牙生产单位酒的劳动投入为 60 个单位，生产单位呢绒的劳动投入为 90 个单位。两国比较，英国在生产酒和呢绒上都处于劣势地位，而葡萄牙则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地位。按照绝对优势理论，两国之间贸易不可能发生。但是，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英国在酒和呢绒的生产技术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但在呢绒生产上的差距小一些，即在呢绒生产上劣势相对较小，而葡萄牙在酒和呢绒的生产技术上都处于优势地位，且在酒生产上优势更大，因此，英国可以生产 2 单位呢绒，而由葡萄牙生产 2 单位的酒，并进行 1 单位的酒和呢绒的贸易。这样与分别由两国各生产 1 单位的酒和呢绒相比，可以节省 30 单位的投入。这个例子说明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两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3.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20 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开始从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别来解释各国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同，重新分析国际贸易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要素禀赋理论，也叫 H-O 模型。要素禀赋，在这里是指一个经济体（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劳动、资本、土地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丰裕或稀缺程度，或者拥有这些主要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一理论认为，各国的资源条件不同，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不同，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从而进一步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使得比较优势理论更加完善和更加具有说服力。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储备比例上的差别。通过国际贸易，往往会使各个国家之间的要素报酬（如工资、利息、地租等）差异趋于缩小，出现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

4.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的趋势。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发展。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源比例是相似的，特别是同类产品的生产更具有相同的要素密集性，这是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相矛盾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提出了规

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来解释相似资源储备国家之间和同类工业品之间的双向贸易现象，并形成了当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一般不考虑生产规模的变化，或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这一假设是不完全的。因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许多产品的生产都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要素投入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大规模的生产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生产企业的规模需要大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规模效益。各国利用规模经济来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如果每个国家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类产品的生产规模就会比生产所有产品时的规模更大，才能实现国际分工的规模效益，这是现代国际贸易的基础。

另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各国生产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克鲁格曼则认为，工业产品是类似的，但不是同质的，大多数工业产品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5. 保护贸易理论。上述国际贸易理论大多强调开展自由贸易能够给国际贸易参与方带来益处，属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的自由贸易理论。但事实上，关于国际贸易政策取向的争论始终存在。保护贸易理论则主张国家应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实行“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政策。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保护贸易理论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 19 世纪初期提出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该理论主张要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对幼稚工业进行贸易保护，其核心观点包括：①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结合本国国情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贸易政策。②生产力论，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制定贸易政策的出发点。③国家干预论，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保护贸易理论也因此成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

1. 影响一国出口贸易的因素。从出口贸易方面来看，影响一国出口贸易的因素主要有：

（1）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如果一国有充裕的自然资源，除了能满足本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外还有剩余，或者该国拥有的资源在国际上的丰裕程度相对较高，就可以利用这种资源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通过增加出口来获得外汇收入。

（2）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高低。一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越高，其加工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而且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越高，这不仅会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更能增加出口额。

（3）汇率水平的高低。如果一国货币汇率下跌，即对外贬值，则外币兑换本币的数量就会增加，这意味着外币购买力的提高和本国商品、劳务价格的相对低廉。这就有可能使出口商在不减少收益的情况下，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出口。同时，这也有利于本国旅游收入及其他劳务收入的增加。同理，如果一国货币汇率上升，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4）一国出口贸易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状况，还受国际市场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变动的影响。例如，在世界经济出现不景气的情况下，国际市场需求不旺，各国的出口贸易都有可能因此而减少。

2. 影响一国进口贸易的因素。影响一国进口贸易的因素主要有：

（1）一国的经济总量或总产出水平。一般情况下，一国的经济总产出水平越高，经济总量（如 GDP）的规模越大，其进口贸易额就越大。

（2）汇率水平。汇率水平不仅对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影响一国进口贸易的重要

因素。如果一国货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升值，以本币标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就会下跌，本国居民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为满足这种需求，就要扩大进口贸易。当然，如果汇率下跌，则会导致进口贸易的缩减。

（3）一国进口贸易水平的高低同国际市场商品的供给情况和价格水平的高低也有直接的联系。在国际市场上，如果商品供给短缺，从而导致价格大幅度上升，就会使一国的进口贸易受到影响。

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本国的总体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产品的竞争力以及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与各国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或贸易政策有关。

（一）政府对国际贸易干预的目的

政府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或限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外竞争者的损害，维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包括对进口贸易的干预和对出口贸易的干预两个方面。

政府对进口贸易的干预主要采取关税限制和非关税限制两种方式，即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壁垒是指国家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来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一种外贸政策。这种政策可以提高进口货物的成本，从而削弱其竞争力，起到保护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的作用。非关税壁垒则是指采用关税以外的手段对外国商品进口设置障碍的各种措施，如进口配额制、自愿出口限制、歧视性公共采购、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标准等。进口配额制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产品的进口数量和金额加以直接限制的措施。自愿出口限制是指商品出口国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自愿地限制某些商品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数量或出口金额，一般情况下，自愿出口限制的数量是经过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谈判确定的。歧视性公共采购是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有关法律制度，给予国内的供应商优先获得政府公共采购订单的措施，这种政策是对外国供应商的一种歧视。技术标准是进口国为保证各种商品的进口质量符合一般的技术要求而作出的有关规定。为了限制外国某些产品的进口，常常规定一些外国企业难以掌握的技术标准，从而阻止外国产品进口。卫生检疫标准是一国对进口的动植物及其制品、食品、化妆品等所采取的必要的卫生检疫，以免疾病或害虫传入本国。进口国常常以不符合卫生标准为由，限制外国某些产品的进口。

政府除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和调节进口贸易外，还常常采取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对出口贸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出口贸易以刺激出口增加的主要措施是出口补贴。出口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直接补贴是政府直接以现金形式弥补出口企业国际市场价格与本国国内市场价格的差价；间接补贴是对出口企业在出口商品时给予财政上的优惠待遇，如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实行出口补贴的目的是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出口。

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干预，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虽然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政府的这些行为要受到许多国际或多边协定和协议的限制。

近年来，个别国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滥施关税，推行贸易保护措施，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违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成员

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应当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

（二）倾销的界定和反倾销措施分析

倾销是指出口商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进口国销售产品，并因此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的行为。确认出口国企业低价销售行为是否为倾销行为的关键在于对产品正常价值的认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确定产品正常价值可依据的标准有：①原产国标准，即按照相同或类似产品在正常交易过程中出口国国内销售的可比价格确定；②第三国标准，即按照相同或类似产品在正常交易过程中出口国向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确定；③按照同类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一般费用和利润确定。

国际贸易中的倾销通常存在四种类型：①掠夺性倾销，指出口企业为在国外市场上达到排除竞争对手、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目的，在短期内以不合理的低价向该市场销售产品，一旦竞争对手被排除，再重新提高产品销售价格的行为；②持续性倾销，指出口企业为长期占领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无限期地持续以低价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的行为；③隐蔽性倾销，指出口企业按国际市场的正常价格出售产品给进口商，但进口商却以倾销性的低价在进口国市场上抛售，其亏损部分由出口企业予以补偿；④偶然性倾销，指出口国国内存在大量剩余产品，为处理这些产品而以倾销方式向国外市场抛售。

倾销除会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伤害以外，对出口国本身和第三国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进口国来说，倾销挤占了进口国相同产品生产厂商的市场份额，会阻碍进口国相关产业发展；倾销会向进口国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传递错误的价格信号，扰乱进口国市场秩序；发达国家新兴产业产品倾销将抑制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出口国来说，倾销容易引发出口国国内相似产品生产厂商的过度价格竞争，扰乱出口国市场秩序；倾销企业为弥补在出口倾销中带来的损失，通常会利用出口国市场需求弹性小的状况来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损害了出口国消费者的利益。对第三国来说，在进口国市场上存在第三国同类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倾销也会导致进口国对第三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使第三国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减少。

倾销会给进口国的同类产业带来危害，因此，为维护公平和正常的国际市场竞争秩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给本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损害。反倾销措施属于贸易救济措施，是指进口国针对价格倾销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来抵消不利影响的行为。反倾销税是在正常海关税费之外，进口国主管机关对确认的倾销产品征收的一种附加税。反倾销税的税额不得超过所裁定的倾销幅度，反倾销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倾销产品的进口商，出口商不得直接或间接替进口商承担反倾销税。世界贸易组织规定，对出口国某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必须符合以下要求：①该产品存在以低于正常价值水平进入另一国市场的事实；②倾销对某一成员方的相关产业造成重大损失；③损害与低价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都位居世界前列。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挑战，我们必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二是我国逐步下调关税水平，有力地促进了进出口的不断扩大。三是我国的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为我国的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但是，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少数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采取打压遏制态度，甚至对我国一些企业采取制裁手段。个别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滥施关税，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凸显。与此同时，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我们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高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全球高效配置。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把它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为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序扩大开放领域和区域；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和监管体系；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二是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强化进口和出口协调、货物和服务并重，统筹吸引外资和境外投资，塑造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文件法规，落实好“准入又准营”；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三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

我们要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进一步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国家安全的关系。要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结合近年来贸易斗争的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关重要制度，强化贸易风险防控和摩擦应对，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

清单等制度，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作用，促进与境内园区协同发展。加强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健全境外投资风险监测、防控、处置机制和法律法规，推动企业提升风险防控和合规经营能力。这些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这些制度也符合国际惯例，应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